京剧是戏曲三百多个剧种里最重要的剧种之一,在中国戏剧领域有着特殊地位。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京剧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之一。京剧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戏剧发展的范本,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明清以降发展演变的关键脉络。解读京剧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解读中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及其传播,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构成和近代转型,都具有重要和典型的意义。
京剧诞生于清中叶的北京,承接宋元以来业已历经数百年的中国戏曲文化之流,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的所谓“地方戏时代”出现的许多剧种之一。和这一时代出现的大量地方剧种一样,它的出现并不是从宋元以来以戏文与杂剧为主体的戏曲历史的简单延伸,或者说,它并不仅仅是宋元南戏、元杂剧以及明清传奇的地方化身或变种。在戏曲史上,京剧的出现意味着戏曲文化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重要变化的内涵和背景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所处的特殊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
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著《京剧二百年之历史》指“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班,以乾隆二十五年入于北京,余窃以此为‘皮黄纪元'之年”(1)。姑且不论其中“乾隆二十五年”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之误,今人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视同为纪念京剧诞生二百周年,实与该书有直接关系,即以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为京剧诞生的标志。徽班进京是京剧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但徽班进京不等于京剧诞生,而且离京剧诞生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徽班进京这一事件本身仍值得特别注意,它的艺术学含义,更准确地说,多个徽班相继进京并且在北京这座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城市里立足发展的艺术学含义,仍值得发掘。
中国戏剧进入“地方戏时代”的背景,是中国文化整体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徽班之所以能够进入京城演出并且在北京站稳脚跟,赢得市场与观众的认可,进而催生出京剧,就是这一时代变革的突出呈现。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实质,是汉代以来大一统的文化格局逐渐让位于更加错综复杂的新的多元文化格局。秦汉以来迄至明清,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虽然少有变动,但是中国的文化格局,因南宋覆亡发生了深刻变化,宋元之交是其重要拐点。其重大变化之一,就是随着文人社会身份的日益边缘化,千百年来充分体现中国文化成就、并且成为文化传统之主干的雅文化,在文化领域内,尤其是在中国广阔的政治管制区域内的文化影响力逐渐下降,甚至丧失了文化领域的主导能力,构成俗文化主干的地方文化因此获得了广泛滋生并且迅速发育的机会。
中国文化传统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体,它包含了不同的社会与文化阶层,不仅可以区隔为所谓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还可以更细化地分割为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文人士大夫文化、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这样的三分法之所以成立,是由于历代朝廷所代表的社会上层以及文人士大夫所倡导与坚守的文化价值和美学趣味,与民间伦理道德以及审美取向大异其趣,而宫廷的皇家贵胄所代表的文化取向,包括其美学趣味,与文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始终且完全重合的。
众所周知,京剧的繁荣与发展,与清朝历代帝后的偏爱与鼓励息息相关。有清一代,除偶尔的几个时段外,宫廷内的戏剧演出一直极为兴盛。清廷演剧对于京城戏剧的影响,乃至于对中国戏剧整体上的影响,相当复杂且耐人寻味。
京剧从底层崛起,又得到社会地位较高的满清皇家贵胄的极力追捧,其影响面渐渐扩展到京城以及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吏乃至于普通民众,在整体上改变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格局,改变了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艺术雅俗之分的定义需要重新书写。京剧当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脉相承的产物。从美学上看,它却更多地继承了基于民间和底层民众的文化意义上的“小传统”,而不是基于文人士大夫趣味的“大传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底层和民间的艺术,恰由于它的文化身份逐渐抬升,它努力让“小传统”挤入“大传统”,由此丰富甚至改变了“大传统”的内涵。当然,就在这一过程中,京剧以及许多原属民间、长期为底层民众所爱好却为文人士大夫不屑的艺术样式,清代以来迅速崛起,渐渐进入主流文化的范畴,其自身也经历了质的变迁。京剧在自身文化地位渐渐提升的同时,艺术上也适应着这一身份变化,尤其是大量汲取昆曲在剧目上和表演上的优长,自然也带动了京剧所覆盖的广阔区域内普通观众戏曲表演与欣赏水平的提高。
京剧的诞生与发展,受到满清宫廷直接推动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慈禧太后执政时代,京剧更因备受宫廷宠爱而声誉日隆。从道光年间宫中开始有“侉戏”即昆弋之外的剧种演出,咸丰年间大量的徽班和秦腔戏班艺人被召进宫演唱乱弹、梆子剧目,直到同治年间,两宫太后主持朝政、尤其是其后慈禧专权时代,渐渐成型的京剧终于成为宫中演唱的主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俗语此时得到充分的印证。京剧打破了社会分层,在京城各个阶层里观众都在迅速增多,并且因此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其中,宫廷与王公贵胄的喜爱,当然比普通观众的喜爱更有助于京剧的发展,但京剧不是宫廷艺术,创造和发展京剧的表演艺术家也不是宫廷弄臣。京剧不是官方化的艺术,至少在它发展的前一百年内不是这样。
京剧是由民间艺人创造并且在京城以及各地的演出市场面向公众而发展兴盛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从帝后到皇亲国戚更像是一批身份特殊的欣赏爱好者,宫廷的作用决不是支配性的,而更像是在为京剧的发展推波助澜。京剧是中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产物,然而,它所继承的主要是民间文化传统。
京剧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丰富性,它所代表与弘扬的美学趣味,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复杂的一面。如果我们以昆曲反观京剧,就会更清晰地看到,京剧的主体在中国文化整体中更偏于民间文化或曰底层文化,即使它因满清帝后及八旗王公青睐有加而迅速繁荣,也不足以改变美学上的这一特质。当然,恰因基于民间趣味的京剧从清末直到整个20世纪获得了此前所有民间艺术从未有过的地位,它也从艺术本体的层面,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民间文化与美学的影响,提升了民间趣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京剧的诞生与发展,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也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近现代转型中留下了它的特殊的印记。